古漢語“問”之演變-兼與“問”之賓語演變探析的作者商榷

古漢語“問”之演變——兼與《“問”之賓語演變探析》的作者商榷

楊鳳仙（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北京昌平102249）

[摘要]常用詞“問”的詢問義位，古今基本不變。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其組合關系有所不同：1）“問”帶直接引語的方式上古前期已經(jīng)產(chǎn)生，且在口語中應用較為廣泛，但是書面語中漢代這種用法才有所增加；2）由上古前期的介詞引進非代詞充當?shù)年P系對象逐漸演變到上古后期基本無需介詞引進.

[關鍵詞]常用詞；義位；組合關系；關系對象；介詞

[中圖分類號]H14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5442(2009)04-0087-05

古漢語中“問”是個多義詞，其常見義位是“詢問、咨詢”，即請人回答自己不知道或不明白的事情、道理，或者向人征求處理某事的意見、對某人某事的看法。雖然此義位從古到今基本沒有變化，但是它的組合關系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是有所變化的。我們主要以上古文獻為依據(jù)，考察“問”的組合關系的變化情況.

從語義結構看，“問”屬于三目謂詞，它在句中可以帶有三個基本項：施事（問者）；受事（問的內(nèi)容）；關系對象（問的對象，即需要回答的人）,分別用R、N、G來代表。從語義上，RNG三者都是必有項，但是在實際句法結構中，是很復雜的。有時三者都出現(xiàn)，有時只出現(xiàn)兩個或一個，不出現(xiàn)的項往往是隱含的，通過上下文的語言環(huán)境是可以知道的。這三個基本項的歷時變化情況也不一樣：R是由人充當?shù)氖┦轮髡Z，古今沒有變化；N相對來說復雜一點；G的相關結構形式變化最復雜.

先談N。N是問的內(nèi)容，很廣泛。N有的是詞或短語，有的是句子。N為句子時，“問”后或出現(xiàn)“曰”，或不出現(xiàn)“曰”，即“問曰+N”、“問+N”。這兩種方式在上古并存，下面是幾部典籍“問曰”和“問”帶引語的用例統(tǒng)計。①可以看出“問”帶直接引語的方式上古前期，尤其口語中應用較廣泛（如《論語》和《張家山漢簡》中“問+N”較多，因二者口語多見），但是書面語中用之寥寥，到戰(zhàn)國晚期甚至到漢代這種用法才有所增加。因此我們認為，“問”引導直接引語的用法是口語影響書面語所致。中古以后直接用“問”引導的比例大增。盡管漢代口語中已經(jīng)少用“曰”，而直接用“問”了，但是在書面語中，直到近代漢語“問+引語”才成為引導直接引語的主要方式.

關系對象G的情況要復雜些，一般說，出現(xiàn)關系對象的“問”句結構類型主要有：①S1，問于G，如：“季康子患盜，問于孔子�！保ㄕ撜Z?顏淵）S2，問G（N），如：“妾怪之，問孔成子。”（史記?衛(wèi)康叔世家）S3，問于G曰N,如：“哀公問于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論語?顏淵）S4，問G（曰）N,如：“吳使使問仲尼：“…”（史記?孔子世家）S5，問N于G，如：“葉公問孔子于子路�！保ㄕ撜Z?述而）S6，問NG（N是代詞），即問之G，如：“問之伶州鳩。”（國語?周語下）實際上，主要也就是S1、S2、S5、S6三種樣式，因為S3和S4是S1和S2的變化形式，因為內(nèi)容N是否出現(xiàn)是根據(jù)表達需要而定的。據(jù)觀察，這三種樣式的變化情況如下：總的來說，S1是逐漸向S2演變的趨勢。也就是說在上古前期，以介詞引出關系對象為主.

僅以《論語》為例，如：“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太宰問于子貢曰/哀公問于有若曰”等.

到上古后期變成了“問”直接帶關系對象為主。幾部上古典籍“問”（義位詢問、咨詢）的使用情況見下表：②通過上表可以看出，早在《左傳》和《論語》中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問+關系對象”的結構，但是細一分析，我們發(fā)現(xiàn)這些關系對象都是代詞“之”充當，沒有出現(xiàn)名詞作關系對象的用例�！墩撜Z》中出現(xiàn)的兩例為：(1)闕黨童子將命�；騿栔�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于位也……”（論語?憲問）此“之”是指代后文出現(xiàn)的孔子。類似用法雖然不多，但在一定語言環(huán)境中是存在的，如：“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顏淵）(2)冉有曰：“夫子為衛(wèi)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保ㄕ撜Z?述而）這里，“問”的關系對象是前文的“夫子”，所以第二次提到時用代詞代替.

《左傳》“問之”結構形式出現(xiàn)了18次，只有11次“之”是間接賓語。有時候，“之”是代人還是代事，很難判斷，我們根據(jù)李佐豐先生的方法，即“如果所問的問題在前文已經(jīng)有所說明，那么‘問’就只帶間接賓語。這個間接賓語可以用有生名詞或‘之’來充當。”[1][p292]如：(3)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4，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保ㄗ髠�?襄公四年）(4)晉陽處父聘于衛(wèi)，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4。（左傳?文公五年）(5)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4，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傳?襄公二十八年）(6)孔氏之老欒甯問之4，稱姻妾以告。（左傳?哀公十五）(7)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4，對曰：“…”（左傳?莊公十四年）(8)蒍賈尚幼，后至，不賀。子文問之4，對曰：“不知所賀�！保ㄗ髠�?僖公二十七年）例(3)在《國語》中記載此事的時候，“問之”作“問焉”，正說明《左傳》中的“之”是代人，而不是代事，問穆叔為什么這樣。以上這些用例中“問之”中的“之”都是代詞，“問”的內(nèi)容在前面已經(jīng)出現(xiàn).

也就是說，春秋時期詢問義動詞“問”，當關系對象G是由人名（或起人的作用的名詞）來充當，一般用介詞引導G；但是當關系對象是代詞“之”時，它就可直接置于動詞“問”之后了，我們在文獻中沒有見到過代詞“之”作“問”的關系對象還需要介詞引導的情況。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上古前期S1和S2并存。關系對象是由代詞“之”還是由名詞充當決定著介詞的是否出現(xiàn)，這一點漢語和英語有共同性，如：buy a book for my father=buy him a book，一般來說代詞常常緊跟在動詞之后的.

《國語》中不需要介引的名詞關系對象已經(jīng)開始出現(xiàn)了（共出現(xiàn)了5例）�！秶�語》在《論語》之后，據(jù)《史記》所載，左丘明在20歲左右的時候，會見過年老的孔子，而在他編《國語》時已差不多70歲了，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國語》要晚于《論語》幾十年，所以語言結構上出現(xiàn)了一些變化也是自然的現(xiàn)象.

戰(zhàn)國、兩漢時期，“問”的關系對象絕大多數(shù)已經(jīng)不用介詞引出了，《左傳?僖公四年》的“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到《史記?齊太公世家》中變成了“昭王之出不復，君其問之水濱”。不同作品的特征與作者的寫作風格有關�！痘茨献印返那闆r就是兩兩相當，而《史記》不再使用介詞引導關系對象的趨勢已經(jīng)很明顯了，其中“介引”的18例，或是引用前代文獻，或是敘述前代舊事，是傳統(tǒng)習慣用法的延續(xù).

總的來說，介詞的這種介引功能到中古就基本上不再發(fā)揮作用了�！妒勒f新語》中“問G”為96例、“問于G”為3例（“文帝問其人于鐘會”、“問諸僚佐曰”、“謝太傅問諸子侄”），后2例中的“諸”可能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代詞“之”的功能，前1例是S5式，即當非代詞的內(nèi)容和關系對象共現(xiàn)時，仍然延續(xù)上古的結構方式.

那么發(fā)生這種演變的原因是什么呢？一方面，這種演變跟整個漢語史的變化有關，部分介詞（如“于”）總的發(fā)展趨勢是趨減，“問”的發(fā)展不可能不受到這個總趨勢的影響。[2]另一方面，語言是一個系統(tǒng)，這個系統(tǒng)中某個部分變化，常常和別的部分相關聯(lián)。任何事物的變化都是可以找到原因的。“一個詞經(jīng)常同某些詞語結合則有可能把這些詞的內(nèi)容壓縮到該詞的意義之中”，“詞的潛在搭配有理由看作詞位意義的一部分。”[3][p613]也可以說，這是語言的經(jīng)濟原則在起作用.

“問+介+G”這種結構的頻繁使用，出現(xiàn)在這一結構中的介詞常常又是介詞“于”，所以導致“于”的功能壓縮到“問”之中了，即“問于”=“問”了。這樣我們才能理解S1的結構變化。兩個詞的用法變成了一個詞的用法，確能體現(xiàn)語言的經(jīng)濟原則。S5式上古變化如何呢？“問+內(nèi)容+于+對象”中，如果問的內(nèi)容N是名詞，這種結構形式一直延續(xù)到中古甚至更晚；如果問的內(nèi)容N是代詞“之”，“問N于G”就變成了“問之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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