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中的結構變遷效應：理論與實證

作者：黃凱南趙麗娟

學術界 2015年07期

在經濟增長研究中存在兩個著名的事實，即卡爾多事實(Kaldor Facts)和庫茲涅茲事實(Kuznets Facts)。前者指經濟增長是一種平衡增長，即增長處于一種穩(wěn)定狀態(tài)，各種變量都按照一個不變的速度增長，這意味著增長過程中不存在任何的結構變遷，在平衡增長路徑中，未來經濟只是過去經濟按比例的擴張。后者則是指經濟增長過程中呈現出諸如部門產出結構的變化、就業(yè)結構的變化、農村和城市人口分布的變化以及部門間資本勞動比率的變化等。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主流增長理論主要秉承“平衡增長”的思想，采用加總生產函數、運用完全理性模型來描述技術進步以及動態(tài)一般均衡來刻畫增長現象(例如，Romer，1990[1]；Grossman和Helpman，1991[2]；Aghion和Howitt，1992[3]；Jovanovic和Yatsenko，2012[4]；Luttmer，2012[5])。無論是在新古典完全競爭框架下將經濟持續(xù)穩(wěn)定增長的原因歸結為由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等要素積累的“外部性”而引起的報酬遞增(例如，Romer，1986[6]；Lucas，1988[7])，還是拋棄完全競爭的框架，將報酬遞增與壟斷競爭和不完全壟斷結合在一起，將經濟持續(xù)增長歸因為內生的技術創(chuàng)新和知識外溢(例如，Aghion和Howitt，1992; Alcouffe和Kuhn，2004[8])，這些研究的重點是在平衡增長的路徑中如何克服要素報酬遞減，而技術進步則被認為是經濟持續(xù)增長的重要源泉。

近些年來，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關注經濟增長中的結構變遷問題(例如，Silva和Teixeira，2008[9])。一些研究從技術進步率的差異考察結構變遷。例如，Acemoglu和Guerrieri(2008)[10]假設部門間生產函數中的要素比例不同，建立兩部門增長模型，從而得出結構變遷和非均衡增長；Desmet和Rossi-Hansberg(2010)[11]強調運輸成本和技術擴散在制造業(yè)和服務業(yè)結構變遷的作用。Kim(2011)[12]建立一個兩部門技術內生的增長模型，強調部門間知識生產的差異而導致了部門間的結構變遷。還有一些研究通過引進消費者偏好或效用函數是非齊序的(nonhomotheticities)，將結構變遷的動力歸結為由不同部門產品需求收入彈性差異引起的要素重新配置，這具體也體現為“恩格爾法則”(包括線性和非線性的恩格爾曲線)在產品消費份額比重變化中的作用(例如，Matsuyama，2002[13]；Buera和Kaboski，2006[14]；Foellmi和Zweimuller，2008[15])。例如，Kongsamut、Sergio和Xie(2001)[16]通過引入非齊序(non-homothetic)偏好(即Stone-Geary偏好)，建立內生的結構變遷模型，其模型的核心思想是恩格爾法則，即隨著收入的增加，消費者對農業(yè)產品的需求比重下降。此外，還有一些研究構建一個包含技術差異和非齊序偏好的綜合模型來解釋結構變遷與經濟增長(例如，Buera和Kaboski，2008；Guillo、Papageorgiou和Perez-Sebastian，2011[17])。Ngai和Pissarides(2007)[18]對Kongsamut、Sergio和Xie(2001)的模型中的Stone-Geary偏好假設提出批評，建立了一個不同全要素生產率的多部門增長模型，認為只要放松一些假設(例如，最終產品之間的低替代彈性)，在不違背新古典基本假設的前提下(例如，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和等替代彈性效應函數)，部門間的結構變遷與整體經濟的平衡增長并不矛盾。在他們看來，總量的平衡增長可以包含著部門間的結構變遷。

長期以來，發(fā)展經濟學則更為關注發(fā)展中國家的結構變遷問題。林毅夫所提倡的“新結構經濟學”吸取了傳統(tǒng)結構經濟學因政府強行扭曲要素價格而導致產業(yè)缺乏競爭力的教訓，嘗試將結構變遷的視角納入新古典分析框架中，闡釋發(fā)展中國家如何依據自身稟賦結構構建具有動態(tài)比較優(yōu)勢的產業(yè)結構升級路徑，將要素結構、產業(yè)結構和金融結構等結構變遷的內在關聯(lián)納入統(tǒng)一的理論分析框架中，并著重考察政府在產業(yè)升級和多樣化中的因勢利導作用(例如，Lin，2011[19]；Lin和Rosenblatt，2012[20]；林毅夫，2012[21])。較之于傳統(tǒng)結構經濟學和忽略結構約束的“華盛頓共識”，新結構經濟學基于“最大化實現潛在比較優(yōu)勢”的邏輯將“政府”和“市場”的有效邊界納入統(tǒng)一的分析框架中，為發(fā)展中國家制訂具有動態(tài)競爭力的產業(yè)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導。盡管許多學者對于如何發(fā)現潛在或動態(tài)比較優(yōu)勢、稟賦結構內生變遷的機制以及主觀能動性(例如，學習)在知識、能力或人力資本積累的重要性等問題上存在不同看法，但是，這些研究無疑都承認“結構變遷”在經濟增長或經濟發(fā)展中的重要性(例如，Chang，2003[22]；Greenwald和Stiglitz，2012[23]；Akio，2013[24])。

較之于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演化經濟學則更為重視經濟增長過程中伴隨著種種結構變遷(例如，Dopfer和Potts，2008[25]；Foster，2011[26]：Galor和Michalopoulos，2012[27]；黃凱南，2014ab[28])。根據Silva和Teixeira(2008，2009)[29]對“結構變遷”和“演化經濟學”的文獻計量學研究，從演化經濟學視角研究“經濟增長”和“結構變遷”問題正日益增多，許多演化模型(例如，復制者動態(tài)模型)都描述了結構變遷過程(例如，Hodgson和Huang，2012[30])。一些學者也強調，較之于發(fā)達或成熟的經濟體，演化分析可能更適合于對發(fā)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分析，尤其是對發(fā)展中國家結構變遷的分析(例如，Hodgson和Huang，2013)。

本文嘗試沿著演化經濟學的分析思路進一步考察經濟增長過程中的結構變遷效應。通過構建一個包含結構變遷的經濟增長模型，我們分析了加總生產率增長率中的結構變遷效應，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了經濟增長中的結構變遷效應，并運用中國行業(yè)數據對其進行實證檢驗。本文的主要貢獻是從演化經濟學的視角考察經濟增長中的結構變遷效應，構建一個包含結構變遷的經濟增長模型，并將理論運用于解釋中國經濟增長。而且在實證研究的數據上，不同于以往大多數的研究(例如，劉偉和張輝，2008，2013[31]；干春暉、鄭若谷和余典范，2011[32])，本文運用行業(yè)數據而非通常的產業(yè)數據，這使得我們能夠更加清晰地考察產業(yè)內部行業(yè)間的差異和變化，從而更加準確地測算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二、結構變遷與經濟增長：理論模型

經濟演化過程總是伴隨著多樣性增加和減弱的過程(例如，Dopfer和Potts，2008)。創(chuàng)新是多樣性的生成機制，為經濟演化提供燃料，它是經濟演化增長的源動力。而選擇則是多樣性減弱的機制，它通過某種標準來判斷各種演化單元的適應度，選擇適應度高的演化單元，淘汰適應度低的演化單元，并將適應度高的演化單元擴散到經濟系統(tǒng)中，提高整個經濟系統(tǒng)的適應度，是經濟演化增長重要的驅動力(例如，黃凱南，2010b[33])。因此，經濟演化的動力機制可以簡單地歸納為“創(chuàng)新動力”和“選擇動力”。在選擇動力的作用下，那些具有較高相對適應度的經濟特征在整個經濟系統(tǒng)中的比重將上升，經濟系統(tǒng)將發(fā)生結構變遷，而且互動者之間的經濟特征值差異性越大，選擇力量越大，整個經濟系統(tǒng)的演化增長速度越快。因此，選擇過程必然伴隨著結構變遷過程，它提高相對適應度高的經濟特征在經濟系統(tǒng)中份額或比重，同時也提高了整個經濟系統(tǒng)該經濟特征的適應度。而且互動者之間的經濟特征值差異性越大，選擇力量越大，整個經濟系統(tǒng)的該經濟特征的演化增長速度越快。因此，選擇過程必然伴隨著結構變遷過程。

在種群思維(Population Thinking)下，經濟系統(tǒng)可視為由不同產業(yè)組成的種群，根據研究的需要，每個產業(yè)也可視為子種群，它們分別由更低層級的組織(例如，企業(yè))構成。以此類推，可以將經濟體視為多層級子系統(tǒng)構成的復雜系統(tǒng)(例如，黃凱南，2014a[34])。為了簡化分析，這里僅僅考慮兩個層級，將經濟體視為由各產業(yè)(或行業(yè))構成的系統(tǒng)。這里嘗試從演化的分析視角構建一個包含結構變遷的經濟增長模型。

(一)基本假設和主要變量

將(8a)兩邊取對數并對時間求導可得：

方程(8a)表明，只有當產業(yè)i的勞動生產率等于整個經濟體的平均勞動生產率時，產業(yè)i就業(yè)份額才等于產出份額。如果產業(yè)的勞動生產率高于整個經濟體的平均勞動生產率，產業(yè)的就業(yè)份額就低于產出份額，反之，產業(yè)的就業(yè)份額則高于產出份額；方程(8b)表明，當產業(yè)i的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等于整個經濟體的勞動生產率增長率時，產業(yè)i就業(yè)份額增長率才等于產出份額增長率。同樣地，如果產業(yè)的勞動生產率增長率高于整個經濟體的平均勞動率增長率，產業(yè)就業(yè)份額的增長率則低于產出份額的增長率，反之，產業(yè)就業(yè)份額的增長率則高于產出份額的增長率。將方程(8b)兩邊乘以并相加，可得如下方程：

三、實證研究：基于1990-2011年的行業(yè)數據

(一)數據說明

本文所采用基礎數據來自1990-2011年《中國統(tǒng)計年鑒》、《中國勞動統(tǒng)計年鑒》、《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統(tǒng)計年鑒》、《中國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及農產品加工業(yè)年鑒》。這里采用行業(yè)數據進行分析。由于各統(tǒng)計年鑒有關行業(yè)數據極為缺乏，而且在統(tǒng)計期間進行了兩次行業(yè)分類調整，我們首先根據統(tǒng)計年鑒各門類下的二位數編碼行業(yè)分類進行調整，將經濟活動單位分為15個大行業(yè)門類(包括農林牧漁業(yè)、采礦業(yè)、制造業(yè)、電力燃氣、水的生產供應業(yè)、建筑業(yè)、交通運輸、倉儲郵政、批發(fā)零售業(yè)、住宿餐飲業(yè)、金融業(yè)、房地產業(yè)、科學技術、地質勘探和水利管理、教育、文體和娛樂業(yè)、衛(wèi)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yè)、社會管理和其他等)。其中，以1990年為基期的實際GDP的確定是根據國內生產總值指數，將每年增加值折算到1990年，歷史增加值數據和國內生產總值指數可以從《中國統(tǒng)計年鑒》獲得。本文采用永續(xù)盤存法估計資本存量。由于各行業(yè)的發(fā)展規(guī)模、投資數據、資本折舊差距較大，考慮到將經濟作為一個整體來估計資本存量可能會使資本存量估計存在誤差，我們分別估計各行業(yè)的資本存量，然后進行加總得到總體資本存量數據。為了盡可能的體現勞動流動對行業(yè)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的貢獻，本文采用全社會就業(yè)數據。后者由城鎮(zhèn)單位就業(yè)數據、城鎮(zhèn)私營和個體企業(yè)數據、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數據加總獲得。

(二)中國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的結構變遷效應

如圖1所示，從1990至2011年，全社會平均勞動生產率呈上升趨勢。根據方程(5)，對1991年至2011年的勞動生產率增長率進行分解，分為自身增長效應和結構變遷效應，并測算結構變遷效應在勞動生產率增長率中比重。如表1所示，除了1997年到2001期間以及2007年個別年份結構變遷降低了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其它年份結構變遷都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增長率。1991年到2011年期間，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的均值為10.54%，其中，各行業(yè)自身增長效應均值為9.39%，結構變遷效應均值為1.15%，結構變遷效應占增長率比重為14.95%。從總體上講，過去20多年，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主要還是由各行業(yè)自身技術進步引致的，但就業(yè)結構的變化也提升了勞動生產率增長率。這表明勞動力要素存在明顯的“結構紅利”。1997年到2001年期間就業(yè)結構變遷降低了勞動生產率增長率，這意味著行業(yè)間存在要素的錯配和無效利用，從總體上看高于平均生產率的行業(yè)的就業(yè)比重沒有增加[37]。這個結果也符合OECD(2002，2005)和一些學者的研究(例如，Yueh，2013[38])。

圖1 全社會平均勞動生產率

(三)中國經濟增長率的結構變遷效應

根據方程(10c)，建立如下計量模型：

其中，分別表示資本增長率和勞動增長率，分別表示勞動生產率增長率中自身增長效應和結構變遷效應，為擾動項，是回歸系數。模型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

由此，可得如下回歸方程：

根據方程(11b)算出各因素對經濟增長率貢獻的絕對值(見表3)和相對比例(見表4)。通過測算可知，1991年至2011年期間，平均經濟增長率45.10%由資本增長引起、23.37%由勞動力增長引起、24.40%由行業(yè)自身勞動生產率增長引起、7.14%由行業(yè)間就業(yè)結構變遷而導致勞動生產率增長引起。因此，在此期間，中國經濟增長68.5%左右由資本積累和勞動力積累驅動，31.5%左右由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驅動，其中勞動生產率增長7.14%源于結構變遷[39]。從方程(11)可知，資本增長率對經濟增長率的回歸系數是0.297735，而結構變遷效應對經濟增長率的回歸系數是0.647794。因此，盡管資本累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結構變遷效應對經濟增長的拉動系數是資本增長的2倍多。與對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的貢獻相似，1997年至2001年期間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負的。

圖2可知，1991年至2011年，資本增長率的貢獻總體上呈現上升的事態(tài)，這表明投資在經濟增長中的顯著作用。勞動增長率的貢獻在2001年之前呈現上升的趨勢，2001年后則呈現整體下降的趨勢。1991年至2000年，勞動增長率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為32.87%，而2001年至2011年，該值為16.79%，前后平均值下降近一半。從這個角度上講，中國經濟增長的“人口紅利”從2001年就出現拐點。結構變遷的貢獻在1997年達到最低值-25.12%，隨后呈現上升的趨勢，到2005年達到最高值24.31%，隨后呈現震蕩上升趨勢。1991年至2000年期間，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平均貢獻僅為2.14%，而2001年至2011年期間，結構變遷的平均貢獻為10.31%，是前面10年均值的5倍左右。自2001年以來，盡管勞動增長率的貢獻總體上在下降，但是勞動力結構變遷產生的貢獻總體上上升。因此，過去10年，“人口紅利”在降低，但是“結構紅利”總體上處于上升趨勢。

圖2 各因素貢獻份額

四、結論與啟示

通過研究，本文得到如下結論：(1)經濟演化動力機制可以簡單地歸納為“創(chuàng)新動力”和“選擇動力”，選擇機制是促進經濟結構變遷的重要力量；(2)經濟體的平均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可以被分解為自身增長效應和結構變遷效應，經濟增長率受到資本增長率、勞動增長率、自身增長效應和結構變遷效應等因素的影響；(3)從1990至2011年，全社會平均勞動生產率呈上升趨勢。1991年到2011年期間，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的均值為10.54%，其中，由各行業(yè)自身增長效應均值為9.39%，結構變遷效應均值為1.15%，結構變遷效應占增長率比重為14.95%。除了1997年到2001期間以及2007年個別年份結構變遷降低了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其它年份結構變遷都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從總體上講，過去20多年，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主要還是由各行業(yè)自身技術進步引致的，但就業(yè)結構的變化也提升了勞動生產率增長率；(4)中國經濟增長平均68.5%左右由資本積累和勞動力積累驅動，31.5%左右由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驅動，其中勞動生產率增長平均7.14%源于勞動力在不同行業(yè)重新配置的結構變遷。盡管資本積累依舊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但是，結構變遷效應對經濟增長的拉動系數是資本增長的2倍多；(5)以2001年為分界點，勞動增長率的貢獻在此之前呈現上升趨勢，之后則呈現下降趨勢，后10年勞動增長率的平均貢獻僅僅是前10年的一半左右，但是，結構變遷效應的平均貢獻則是前10年的5倍左右。因此，盡管中國經濟增長的“人口紅利”正在下降，但是就業(yè)的“結構紅利”總體上正在處于上升趨勢。

在過去20多年里，中國經濟增長除了源自要素累積和行業(yè)自身技術進步，勞動力在不同行業(yè)間重新配置而對生產率的提升也促進了經濟增長。這表明經濟增長過程中存在明顯的結構變遷效應。盡管這種結構變遷效應對經濟增長貢獻比重還不大，但是，從總體上講，它的重要性正在增加。當前，中國正在積極推進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如何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以促進產業(yè)升級和結構轉型是經濟增長模式轉型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增長過程中的結構變遷將得到更多的重視。如何通過制度改革促使要素在各個行業(yè)間的自由流動，進而構建一個有利于經濟結構沿著更有效率方向變遷的資源配置機制是未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結構變遷效應在中國經濟增長中貢獻份額將得到提高，中國經濟增長也將呈現更多的“結構紅利”。

作者介紹：黃凱南，經濟學博士，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演化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山東 濟南 250100；趙麗娟，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山東 濟南 2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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